領袖發功手下發威
「沙士」危機一再摧殘香港人的信心。換作一個「強勢政府」又會怎樣對付這個病毒？
一九九九年九月，紐約市也爆發了一場疫症。三年後，哈佛的甘迺迪行政學院（Kennedy
School of Government）總結紐約的抗疫經驗，寫成個案以為教材。這個案教我對領導才能多了一重體會。
皇后區爆發怪病
紐約的經驗是這樣的。一九九九年八月，紐約市皇后區好幾個老人家染了怪病入院。到了八月廿三日，衛生部確定他們患的是「非典型腦炎」（atypical
encephalitis）；但對致病的病毒了無頭緒。
九月二日，也就是發現「非典型腦炎」後十日，兩個病人因而死亡，另外有四至八人亦懷疑中招。當天下午六時卅分，衛生部通知紐約市的「緊急應變辦公室」（Office
of Emergency Management——OEM）爆發了這個怪病。
翌日下午三時，聯邦政府的疾病控制預防中心（Center For
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——CDC）說他們找到了導致怪病的是一種從來沒有在紐約出現過、名叫「聖路易腦炎」（St.
Louis Encephalitis）的病毒。後來證實「真兇」是沒有在西半球出現過的「西尼羅河病毒」（West
Nile Virus）。不過這是後話了。
當天，紐約市長朱利安尼（Rudolph Giuliani 1944-）在皇后區召開新聞發佈會，宣佈了一系列制止病毒蔓延的措施；當中最受爭議的是即時在皇后區開始噴射滅蚊劑，因為科學家們懷疑病毒是由蚊隻傳播的。
給手下發功
九一一後朱利安尼成為了紐約以至整個美國的大英雄。他一貫美國人（尤其是紐約人）自我吹噓的德性，夫子自道，寫了一本叫《領袖之才》（Leadership）的傳記。可是任憑有六臂三頭，他又怎可能在短短幾小時內搞出一整套對抗病毒的方案來？
事實亦然。在哈佛的個案中，對抗病毒的主角是紐約市「緊急應變辦公室」的主管侯薩（Jerry
Hauer），而不是朱利安尼。打從九月二日傍晚接聽衛生部的電話的那一刻起，他便行動起來。在未說這位侯老兄的本事之先，還是先說說OEM是從哪裡跑出來的吧。
早在爆發這場病毒前三年，朱利安尼已成立了OEM。在此之先，紐約市的緊急事故都是由警察局來對付的；重點是事後救援，而不是未雨綢繆的前瞻性部署。就算是救援工作，警察與消防亦不咬弦、時有拗撬。
為了打破門戶界限，朱利安尼從不同的文職和紀律部門抽調人手組成OEM，專責統籌計劃、防患未然。（這多少像是我們保安局的工作吧。他們無暇兼顧非典型肺炎，是不是因為有二十三條要務纏身？）
為了凸顯OEM的重要地位，朱利安尼把這個新部門設在世貿中心的市長辦公室，好讓所有人都知道「OEM就是朱利安尼」（Everybody
knows OEM speaks for Rudy Giuliani）。（我們的保安局位列行政會議，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啊！）
市長的辦公室的面積始終有限，如非工作吃重，朱利安尼又豈會將之拉到身邊？故此他這一著顯然是旨在給OEM發功了。要發揮團體、組織的威力，領袖的工作又豈不是令手下，以至手下的手下鼓足幹勁、爭取主動？換言之，自己七十一密密手不停地做，不便當得成領袖；要稱職，領袖的首要工作是給手下創造條件，讓他們神勇起來——empowerment。這當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了。
不能等百分百的答案
這位侯老兄如何神勇？在九月二日晚，儘管尚未找出怪病的元兇，他已召集了衛生、警察、環保……等部門部署應變，甚至連FBI也驚動了，因為他不知道怪病是不是一場恐怖襲擊（還記得嗎？在一九九三年拉登的手下已向世貿中心下手了。）當晚他拉大隊到皇后區視察，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案，即時定下了未來六小時、十二小時、廿四小時的工作目標。
為不什麼不等到CDC的研究有結果才動手？很簡單，他不知道CDC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把病毒確定下來；等到有個百分百的答案才行動，便來得太遲了（差不多三個星期後CDC說他們原先的判斷是錯的）。
針對病毒可能由蚊隻傳播這個線索，當晚OEM訂出三個方案。一、殺滅蚊隻的幼蟲（larviciding）、二、殺滅成年的蚊隻（adulticiding）及三、驅蚊（insect
repellent）。頭兩個方案牽涉清除積水、噴射滅蚊，第三個方案是給紐約市民供應蚊怕水，讓他們自衛抗疫。
俾膽手下
有了這個決定，一夥人跑去見朱利安尼。據侯薩憶述：「我們圍桌而坐，市、州及聯邦三方面的人員都表示別無選擇，要噴射滅蚊劑。市長坐著聽，沒有發言。最後他同意這個建議，因為當時無從確定，到底我們是見到冰山的一角，還是整座冰山。不全面出擊，而事後又證明那只是冰山的一角，那麼便噬臍莫及了。」
朱利安尼第一時間拿出對付病毒的方案，並不因為他有三頭六臂，而是OEM早已替他打了底。不過，他也不只是OEM的傳聲筒。作為領袖，他要在資訊不足的局限俾膽手下、替他們作主，以免蹉跎時日。
更值得指出的是，朱利安尼的決策是關鍵性的：唯其是對病毒沒有確切、全面的掌握，為策萬全，也就有必要鋪天蓋地、全面出擊，以防萬一了。
一旦作了這個決定，首要的工作是向首當其衝的皇后區居民解釋病毒的性質，讓他們知道滅蚊的程序。當時OEM決定逐家逐戶派發傳單發佈消息（事後檢討，這個辦法勞民傷財，不夠效率）。
向市場求救
紐約市是個諸色人種的大熔爐，使用的語言達一百八十種之多。用什麼語言書寫傳單？最後他們透過人口普查的資料，把範圍縮窄，用上了英文、韓、俄、印度……等九種語言。
可是OEM哪來翻譯人才？他們決定向市場求救，把工作外判給翻譯社。事態緊急，不用說這是沒有經過什麼公開競投程序的了。要是朱利安尼沒有給侯薩發功，讓他知道「OEM就是朱利安尼」，他會有這個膽識嗎？
事實上要向市場求救的，又不只是翻譯工作而已。在決定噴射滅蚊的當晚，便要印製十萬張傳單，市政府哪有這個本領？結果？OEM的一位主管在凌晨二時拿著傳單的定稿到廿四小時營業的速印公司，請他們幫忙。
事出突然，市政府沒有印傳單的預算；這位主管情急智生，用自己的信用咭結賬；他的信用額是四千美元，結果碌爆咭。
與此同時，侯薩動員OEM所有員工向全國蚊怕水生產商、代理商打電話，搜購了五十萬罐蚊怕水——那是整個美國東部的總存貨量。不用說OEM員工都採取主動，用自己的信用咭結賬。
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，紐約市便沒有試過全市噴射滅蚊了；當時全市只有兩名員工專責滅蚊工作。沒有人手、器材怎麼辦？同樣市場了斷，先是租用專門作這類噴射的直升機，與此同時又向鄰近地區借兵。結果在廿九天內，全面出擊，全市八百平方哩、三百萬個家庭，作了兩次噴射。
三個星期的滅蚊行動花了多少錢？共一千萬美元。相對於當年紐約市三百六十五億美元的總開支來說，那是九牛一毛了。
領袖發功的光輝
鋪天蓋地的滅蚊行動當然面對不少阻力。莫說人們抗拒滅蚊劑，害怕會損害健康（他們用的滅蚊劑叫malathion，對人體無害，但有些人會有敏感反應，故此OEM要安排送他們到別的州去）；噴射的時間更要和教堂的禮拜、室外的球類活動配合，弄得不好，不難激發民憤。
至今沒有人百分百知道全面滅蚊策略是否奏效。可是在「非典性腦炎」入侵期間，紐約市共有四十六人中招，當中四人死亡；最後的一個是在九月五日開始噴射的當天去世的。之後，便再沒有人因而死亡了。
不辯的事實是，這一役OEM的表現果斷、勇猛，成為緊急應變的典範。要是紐約的月亮真的特別圓，那應該是leadership
empowerment發的光吧。
楊懷康
壹週刊
2003-04-24
回響：不久前在此提到，一六二六年美國人的先祖以相當於廿四美元的黃金，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克頓。有識之士對此嗤之以鼻，直斥為無稽之談。說的也是：一六二六年的紐約尚未建立產權制度，更無地契可言，那廿四美元的黃金顯然是花得冤枉的了。這一役到底是印第安人給佔了便宜，還是他們佔了新移民的便宜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