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ke your own free website on Tripod.com
 

領袖發功手下發威





「沙士」危機一再摧殘香港人的信心。換作一個「強勢政府」又會怎樣對付這個病毒?
 

一九九九年九月,紐約市也爆發了一場疫症。三年後,哈佛的甘迺迪行政學院(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)總結紐約的抗疫經驗,寫成個案以為教材。這個案教我對領導才能多了一重體會。
 

皇后區爆發怪病
 

紐約的經驗是這樣的。一九九九年八月,紐約市皇后區好幾個老人家染了怪病入院。到了八月廿三日,衛生部確定他們患的是「非典型腦炎」(atypical encephalitis);但對致病的病毒了無頭緒。
 

九月二日,也就是發現「非典型腦炎」後十日,兩個病人因而死亡,另外有四至八人亦懷疑中招。當天下午六時卅分,衛生部通知紐約市的「緊急應變辦公室」(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——OEM)爆發了這個怪病。
 

翌日下午三時,聯邦政府的疾病控制預防中心(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——CDC)說他們找到了導致怪病的是一種從來沒有在紐約出現過、名叫「聖路易腦炎」(St. Louis Encephalitis)的病毒。後來證實「真兇」是沒有在西半球出現過的「西尼羅河病毒」(West Nile Virus)。不過這是後話了。
 

當天,紐約市長朱利安尼(Rudolph Giuliani 1944-)在皇后區召開新聞發佈會,宣佈了一系列制止病毒蔓延的措施;當中最受爭議的是即時在皇后區開始噴射滅蚊劑,因為科學家們懷疑病毒是由蚊隻傳播的。
 

給手下發功
 

九一一後朱利安尼成為了紐約以至整個美國的大英雄。他一貫美國人(尤其是紐約人)自我吹噓的德性,夫子自道,寫了一本叫《領袖之才》(Leadership)的傳記。可是任憑有六臂三頭,他又怎可能在短短幾小時內搞出一整套對抗病毒的方案來?
 

事實亦然。在哈佛的個案中,對抗病毒的主角是紐約市「緊急應變辦公室」的主管侯薩(Jerry Hauer),而不是朱利安尼。打從九月二日傍晚接聽衛生部的電話的那一刻起,他便行動起來。在未說這位侯老兄的本事之先,還是先說說OEM是從哪裡跑出來的吧。
 

早在爆發這場病毒前三年,朱利安尼已成立了OEM。在此之先,紐約市的緊急事故都是由警察局來對付的;重點是事後救援,而不是未雨綢繆的前瞻性部署。就算是救援工作,警察與消防亦不咬弦、時有拗撬。
 

為了打破門戶界限,朱利安尼從不同的文職和紀律部門抽調人手組成OEM,專責統籌計劃、防患未然。(這多少像是我們保安局的工作吧。他們無暇兼顧非典型肺炎,是不是因為有二十三條要務纏身?)
 

為了凸顯OEM的重要地位,朱利安尼把這個新部門設在世貿中心的市長辦公室,好讓所有人都知道「OEM就是朱利安尼」(Everybody knows OEM speaks for Rudy Giuliani)。(我們的保安局位列行政會議,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啊!)
 

市長的辦公室的面積始終有限,如非工作吃重,朱利安尼又豈會將之拉到身邊?故此他這一著顯然是旨在給OEM發功了。要發揮團體、組織的威力,領袖的工作又豈不是令手下,以至手下的手下鼓足幹勁、爭取主動?換言之,自己七十一密密手不停地做,不便當得成領袖;要稱職,領袖的首要工作是給手下創造條件,讓他們神勇起來——empowerment。這當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了。
 

不能等百分百的答案
 

這位侯老兄如何神勇?在九月二日晚,儘管尚未找出怪病的元兇,他已召集了衛生、警察、環保……等部門部署應變,甚至連FBI也驚動了,因為他不知道怪病是不是一場恐怖襲擊(還記得嗎?在一九九三年拉登的手下已向世貿中心下手了。)當晚他拉大隊到皇后區視察,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案,即時定下了未來六小時、十二小時、廿四小時的工作目標。
 

為不什麼不等到CDC的研究有結果才動手?很簡單,他不知道CDC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把病毒確定下來;等到有個百分百的答案才行動,便來得太遲了(差不多三個星期後CDC說他們原先的判斷是錯的)。
 

針對病毒可能由蚊隻傳播這個線索,當晚OEM訂出三個方案。一、殺滅蚊隻的幼蟲(larviciding)、二、殺滅成年的蚊隻(adulticiding)及三、驅蚊(insect repellent)。頭兩個方案牽涉清除積水、噴射滅蚊,第三個方案是給紐約市民供應蚊怕水,讓他們自衛抗疫。
 

俾膽手下
 

有了這個決定,一夥人跑去見朱利安尼。據侯薩憶述:「我們圍桌而坐,市、州及聯邦三方面的人員都表示別無選擇,要噴射滅蚊劑。市長坐著聽,沒有發言。最後他同意這個建議,因為當時無從確定,到底我們是見到冰山的一角,還是整座冰山。不全面出擊,而事後又證明那只是冰山的一角,那麼便噬臍莫及了。」
 

朱利安尼第一時間拿出對付病毒的方案,並不因為他有三頭六臂,而是OEM早已替他打了底。不過,他也不只是OEM的傳聲筒。作為領袖,他要在資訊不足的局限俾膽手下、替他們作主,以免蹉跎時日。
 

更值得指出的是,朱利安尼的決策是關鍵性的:唯其是對病毒沒有確切、全面的掌握,為策萬全,也就有必要鋪天蓋地、全面出擊,以防萬一了。
 

一旦作了這個決定,首要的工作是向首當其衝的皇后區居民解釋病毒的性質,讓他們知道滅蚊的程序。當時OEM決定逐家逐戶派發傳單發佈消息(事後檢討,這個辦法勞民傷財,不夠效率)。
 

向市場求救
 

紐約市是個諸色人種的大熔爐,使用的語言達一百八十種之多。用什麼語言書寫傳單?最後他們透過人口普查的資料,把範圍縮窄,用上了英文、韓、俄、印度……等九種語言。
 

可是OEM哪來翻譯人才?他們決定向市場求救,把工作外判給翻譯社。事態緊急,不用說這是沒有經過什麼公開競投程序的了。要是朱利安尼沒有給侯薩發功,讓他知道「OEM就是朱利安尼」,他會有這個膽識嗎?
 

事實上要向市場求救的,又不只是翻譯工作而已。在決定噴射滅蚊的當晚,便要印製十萬張傳單,市政府哪有這個本領?結果?OEM的一位主管在凌晨二時拿著傳單的定稿到廿四小時營業的速印公司,請他們幫忙。
 

事出突然,市政府沒有印傳單的預算;這位主管情急智生,用自己的信用咭結賬;他的信用額是四千美元,結果碌爆咭。
 

與此同時,侯薩動員OEM所有員工向全國蚊怕水生產商、代理商打電話,搜購了五十萬罐蚊怕水——那是整個美國東部的總存貨量。不用說OEM員工都採取主動,用自己的信用咭結賬。
 

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,紐約市便沒有試過全市噴射滅蚊了;當時全市只有兩名員工專責滅蚊工作。沒有人手、器材怎麼辦?同樣市場了斷,先是租用專門作這類噴射的直升機,與此同時又向鄰近地區借兵。結果在廿九天內,全面出擊,全市八百平方哩、三百萬個家庭,作了兩次噴射。
 

三個星期的滅蚊行動花了多少錢?共一千萬美元。相對於當年紐約市三百六十五億美元的總開支來說,那是九牛一毛了。
 

領袖發功的光輝
 

鋪天蓋地的滅蚊行動當然面對不少阻力。莫說人們抗拒滅蚊劑,害怕會損害健康(他們用的滅蚊劑叫malathion,對人體無害,但有些人會有敏感反應,故此OEM要安排送他們到別的州去);噴射的時間更要和教堂的禮拜、室外的球類活動配合,弄得不好,不難激發民憤。
 

至今沒有人百分百知道全面滅蚊策略是否奏效。可是在「非典性腦炎」入侵期間,紐約市共有四十六人中招,當中四人死亡;最後的一個是在九月五日開始噴射的當天去世的。之後,便再沒有人因而死亡了。
 

不辯的事實是,這一役OEM的表現果斷、勇猛,成為緊急應變的典範。要是紐約的月亮真的特別圓,那應該是leadership empowerment發的光吧。
 
 

楊懷康
壹週刊
2003-04-24
 

回響:不久前在此提到,一六二六年美國人的先祖以相當於廿四美元的黃金,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克頓。有識之士對此嗤之以鼻,直斥為無稽之談。說的也是:一六二六年的紐約尚未建立產權制度,更無地契可言,那廿四美元的黃金顯然是花得冤枉的了。這一役到底是印第安人給佔了便宜,還是他們佔了新移民的便宜?
 
 

Back to the Index